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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说『枪不会杀人,是人杀人』,其实是没有看到全局。我看到枪的各种面貌,对我而言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枪会杀人。」 伊恩‧欧佛顿译|陈正芬  有几种人会用枪杀人。  一种是为了彰显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帮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军人,他们一扣扳机就结束一条生命,目的是为了遵守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教条,可能是想称

Q生活网2020.07.17

「说『枪不会杀人,是人杀人』,其实是没有看到全局。

我看到枪的各种面貌,对我而言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枪会杀人。」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伊恩‧欧佛顿

译|陈正芬

  有几种人会用枪杀人。

  一种是为了彰显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帮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军人,他们一扣扳机就结束一条生命,目的是为了遵守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教条,可能是想称霸街头、抢劫、维持秩序、想保护国家甚至行使惩罚。夺走他人性命时当然就成了杀手,但他们通常不是为杀人而杀人,死亡只是权力和控制的副产品。

  无数多的拥枪者,枪杀他人以声张个人权力,他们陷入一时的狂热、绝望、愤怒或自我防卫,于是用手上的枪来夺人性命,有时他们的行为具正当性,但大多不是,杀人多半未经预谋,而是对威胁、狂热或恐惧的反应,背后动机非常多样,想了解到底是什幺原因使这些人杀人,就跟了解人生一样複杂。

  有两种人因为向黑暗面靠拢而想置他人于死地。杀人不是报复、防卫或欲望的副产品,而是让自己强大的手段,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就属这类,他们往往是年轻人,暴怒之下在单一的公开场合杀人,他们不屑一般人为了抢劫、忌妒、不满而施暴,也无视于正义的基本概念。

  或是杀手。这群残酷的稀有品种为钱杀人,但「钱」不是唯一理由,因为他们永远都找得到其他谋生方式。

  当我把关注焦点从生者与者人转移到手中握枪的人时,首先想写的两种人,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以及暗杀者。

大规模枪击事件兇手

  二○○八年九月的某一天,我徒步经过芬兰西部某小镇外围的浓密森林时,雪开始飘落。

  几天前,二十二岁的芬兰人撒利(Matti Juhani Saari)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走进就读的大学杀死十人,在距离这里五英里处的考哈约基塞纳理工大学(Kauhajoki School of Hospitality)大开杀戒,他手持华瑟P22半自动手枪,头戴黑色头套,身穿军人的黑色工作服,从地下室潜入校园大楼后爬上楼梯,一副在出战斗任务的样子,殊不知他才是芬兰这座安静小镇上唯一的敌人。

  当天早上十点半,撒利先走进一间教室开枪,一群同学正在这里考商业研究,他逐一趋近受害者近距离射击,接着来到走廊装填新的子弹后回头去杀老师。他在教室缓缓绕行,对发出声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击(coup de grace)。

  撒利杀了人后,打电话给一位友人吹嘘自己干的事,接着把汽油泼洒在血迹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后燃起,九位同学和一位老师已经没有气息,另外十一位在烈焰中受伤,撒利眼看学生们尖叫跑进芬兰秋天的微光中,之后便对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这是芬兰史上承平时期最惨重的攻击事件,共死了十一人,撒利开了一百五十七枪,其中六十二枪在受害者的体内被发现,光是一个人就挨了二十发子弹。

  有一发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弹,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发出的最后一声枪响,为一场另类的竞赛鸣枪起跑,记者竞相赶往现场报导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大规模枪击事件。

死亡新闻的阶级架构

  现代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和媒体彷彿连体婴, 新闻记者在科伦拜校园事件、邓布兰校园屠杀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大肆报导,让这些地名永远留存在大众心中。在新闻界「有血就有收视率」的情况下,当晚全世界的头条都是撒利血洗校园以及考哈约基,新闻快报出现校园外一排排光影摇曳的蜡烛和泰迪熊,而芬兰的救难队不知所措围成一圈的画面在全世界放送,枪手邪恶的影片和他丑陋的誓词,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这当然是个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芬兰在两年内发生的第二起大规模枪击,也因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轻白种学生。类似事件在西方新闻界非同小可,因为一则新闻事件要花多少时间报导,取决于偏见和优先顺位,也就是「死亡新闻的阶级架构」。白种枪手在美国杀死二十名学童,将占据全球新闻的主要版面,二十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亚的枪林弹雨中丧生,却几乎无人一提。若是学校遭到大规模枪击事件,报导篇幅一律多于其他地方,即使美国企业遭大规模枪击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两倍。

  换言之,儘管大规模枪击事件仅占美国所有枪杀事件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就新闻头条和报导版面来说,冲击却相当深远。

  有人说媒体做得太过火,极尽能事报导大规模枪击事件,反而鼓励其他人有样学样,让扭曲的灵魂豁出去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坏事,这种看法有其逻辑。西元前三五六年,希腊人黑若斯达特斯(Herostratus)纵火烧毁以佛索(Ephesus)的亚底米神庙(Temple of Artemis),当时的人写到他此举是企图留名后世,结果还真如其所愿,他也是摧毁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说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样我们也知道兰萨(Adam Lanza)、赵承熙(Seung-Hui Cho)、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为我的报导而认识他们的撒利。

  一九八○年代维也纳地铁系统突然爆发自杀潮,之后各大报同意配合执政当局改变报导内容,避免对于跳火车的解释过度简化,并将类似悲剧事件移除头版,标题上也不出现「自杀」两字,结果当地的跳轨自杀率下降百分之八十,清楚说明了媒体极端行为可能的影响。于是就有人要问了,「如果媒体完全不报导大规模枪击事件,同样的事还会发生吗?」许多人直言抨击媒体对某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大肆报导,一位法庭心理医师对ABC新闻表示,播放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杀手影片是社会的大灾难,「简直就是他的公关影片,要将他本人变成昆丁塔伦提诺片中的人物……影片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只是在认可他的行为。」还有人说,报导枪杀事件令人髮指的细节,帮助「情绪困扰者将抽象的沮丧变成具体的幻想实践」。

  或许这些意见都没有错。但媒体的聚焦也凸显出国家对现行枪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报导考哈约基,促使了芬兰政府减少核发手枪执照,同时提高拥有枪枝的年龄门槛,这些都是媒体促成的。

现代怪物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岁的前海军陆战队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携带三把步枪、三支手枪和一把枪管锯短的霰弹枪,爬上德州大学的校塔顶端,距几小时后他被射杀时共开枪射击四十八人,其中十六人死亡,也将「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这个独特的现代怪物介绍给世人。

  当然,校园和办公室屠杀的恐怖灾难不是美国特有的悲剧,死伤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要属二○一一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犯下的案子,六十九人在疯狂扫射中丧命,另外八人在炸弹爆炸中死亡。在此之前,全世界最惨重的攻击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南韩农村,性格孤僻的警察禹範坤(Woo Bum-kon),因为同居女友在他午睡时拍打停在他胸口的苍蝇而将他吵醒,一怒之下杀死五十六人。

  媒体除了把焦点放在死亡人数和杀戮的频率,也在那些挥舞枪枝的人身上,人们问:「是什幺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很难给出绝对的答案。美国情报机构观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后表示,校园枪手并没有单一的「性格档案」,枪手间有诸多差异。儘管如此,一般认为他们皆存在某种倾向,二○○一年的研究观察了美国四十一位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青少年杀手,发现百分之三十四是他人眼中的独行侠,百分之四十四对武器很感兴趣,百分之七十一曾遭到霸凌。

  此外,兇手几乎一律为男性,女性只有少数几位,其中一位是前邮局员工珍妮佛.圣马可(Jennifer San Marco),她在加州一处邮件处理场杀死五人,又杀死一位以前的邻居后才举枪自尽。至于为何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地方几乎清一色为男性的原因不明,有些人认为男性在遭遇人生不如意事时会採取较为极端的做法,有些人则认为他们的暴行,凸显男女体内睪固酮含量与心智发展发的差异,可惜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除了禁止所有男性取得枪枝外,几乎无助于我们想出如何让类似杀人事件不再发生。

孤僻的年轻兇手

  大规模枪击案的杀手性格孤僻,他们鲜少两人一起行动,除了琼斯伯勒(Jonesboro)大屠杀事件外。在这起事件中,十三岁的强森(Mitchell Johnson)和年仅十一岁的戈登(Andrew Golden)枪杀四名学生跟一位老师,接着又伤害另外十人。但一般而言,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杀手通常单独行动,且不隶属任何团体或教派,使当局难以辨识这样的人并防範于未然。

  他们相对年轻,「国会研究服务」(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认为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三岁,十一岁和十三岁的极年轻者属非典型。青少年不会失控抓狂有各种理由,包括孩童较不易取得枪枝、老师和家长往往能在青少年出现令人担忧的行为时介入,以及年轻的生命往往还没有那幺多令他们失望的事情等。

  我们知道,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通常不善与人交际,他们很少有亲近的友人,几乎从没有过亲密关係,儘管他们有时候会一时「性」起却不成功,此外他们没有酗酒和毒瘾的倾向,不但不会冲动行事,而且性格恰恰相反。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这些观察可能让许多人以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都有长年的心理疾病史,其实并非如此。虽然他们对这世界都抱持扭曲破碎的观点,因而铸下大错,但心理健康诊断却完全不足以用来分析某人日后可能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二○○一年针对三十四位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兇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有心理疾病史的记录。

  撇开这些不谈,人们依旧专注在这些情绪困扰者的异常心理,评论写澳洲亚瑟港屠杀的布莱恩特(Martin Bryant)非常喜爱《狮子王》原声带;也写桑迪胡克屠杀多名孩童的兰萨平日随身携带黑色公事包,其他学生则都是背后背包;我们回想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杀死三十二人的变态杀手赵承熙,平日喜欢将手机放在书桌底下拍摄同学的裙底风光。儘管怪异,但这些特质完全无法证明日后将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有位心理医师说,「虽然屠杀的兇手往往展现异于常人的行为,但多数行为异常的人并不会屠杀。

  儘管如此,我们大可以说,这些枪手往往非常偏执且不合群,着了魔似地计画自己的行动,许多杀人魔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来计画,例如科伦拜枪杀事件的计画时间长达十三个月,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宣称他策画行动达五年之久。

  这种事前的计画,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仇恨与执念,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希望他们的想法在历史上留名,而且是透过枪械为自己做出某种辩解。恐怖份子使用枪和媒体来宣扬政治和宗教理念,枪手则是利用枪和媒体来凸显个人不满,例如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手赵承熙,曾经寄给NBC新闻一千八百字的声明,和二十七段他对着镜头怒骂的影片。

  另外还有其他倾向。许多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会自杀,许多人身穿军服,他们往往使用火力强大、射击快速的武器,「琼斯妈妈」(Mother Jones)网站检视过去三十年来用在六十二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武器,发现超过一半为「半自动步枪,具备作战性能的枪枝,且弹匣可装载超过十发子弹」。詹姆斯.荷姆斯(James Eagan Holmes)在奥罗拉射击七十一人并杀死十二人的枪枝之一是攻击步枪,具备能装载一百枚子弹的滚筒弹匣。

  使用这类致命武器确实令人忧心。FBI的资料显示,二○○九至二○一二年间,使用攻击步枪或高容量弹匣犯下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射中十六人,比用其他武器多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以上发现和统计数据显示情况不妙且令人不安,但在我分析单独犯下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兇手时,这些只有些许用处。于是我再度检视这一长串罪犯,从中寻找最能代表这些倾向的人物。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

  我要找的是兇手的原型—相对年轻、独来独往且不善与人交际、身穿制服、携带高容量弹匣的半自动步枪,这个枪手并未被诊断精神失常,是个写过愤怒宣言的幻想家。结果这群恐怖人物的文氏图(Venn diagram)出现一个丑恶且熟悉的名字,也是所有大规模枪击事件兇手中最兇残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挪威的右翼杀手。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当我来到挪威,想了解更多关于布雷维克的事情时,奥斯陆租车公司唯一能租给我的是辆电动车。我脑中浮现的,尽是某个对地球暖化尽一份环保力量的受害者,在挪威电动车里因为失温而冻死的画面。

  电力往下掉的同时, 太阳也逐渐西沉,将最后一道微弱的光投射在深邃的蒂里湖的宽广湖面上。正当车子以省电的龟速沿着湖边前进之际,湖水被风吹拂,氾起涟漪,湖再过去是位在最外围的乌托亚岛(Utoya),有些人依旧不愿说出这座岛的名称,因为布雷维克就是在那里杀了几十人。

  就在电力表显示只能再行驶两公里时,挪威最古老的客栈之一桑德霍尔敦饭店进入我的视线範围,这座旅馆建在「国王的视野」以松树围绕的顶端和绵长蔚蓝的湖下方,有一种斯堪地那维亚独有的美。公会之家拥有十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公尺厚外墙,和门厅外一排嵌着玻璃眼珠的小矮人像,极具田园风光。然而人们不会因为挪威的童话故事或北欧风味的外墙而记得这里,二○一一年发生的事将永远留下印记,因为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兇手在这里让倖存者饱受惊吓,这些房间里挤满哀戚的亲友,等待接获坏到不能更坏的消息,告诉他们子女是如何死亡的。

  枪击案发生的几天前,以十四至二十五岁为主的六百人,聚集在湖对岸的乌托亚岛,举行一年一度的夏令营,这一群多元且属于自由派的年轻人,是挪威劳工党的年轻人当中最被看好的一群,然而来自奥斯陆,三十二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认为他们的包容是背叛,理念是软弱,于是七月二十二日他乘船来到岛上,口袋装着中空弹,心里满是杀意。

  晚上五点二十分一过,布雷维克开枪射杀第一名被害者,七十五分钟后向警方屈服时,已经有六十九人丧命。他总共开了两百九十七枪,其中一百七十六枪是用儒格枪,一百二十一枪用格洛克,此外布雷维克在小岛大开杀戒的一个半小时前,先在奥斯陆政府办公区引爆肥料弹而造成另外八人死亡,两百多人被炸伤。

  他穿警察制服做出这些恐怖的事,将挪威人心中对政府的信赖玩弄于股掌间,他也戴上耳塞以阻隔枪响。两个丑恶的事实,让你对这个人了解许多。

  他的杀戮是无差别而且残暴的,他通常只在有把握射中目标时才开火,他杀人不求快而讲求方法,会在很近的射程内对着头开枪,他对那些躲在树丛后的人说,「别害羞,」之后便射杀他们。还有些人彼此抱在一起被杀,有些被困在岛上的学生勇敢忍受冰冷的湖水想游泳到安全的地方,但他们就像白色的海鸥般被从岸边的硬礁拉回来,将湛蓝的湖水染红。

  在六十九名死者中, 六十七位被射杀、一位溺死、一位跳崖死亡,其中三十三位不到十八岁,最年轻的受害者是来自德拉门的雪若丁.思维巴克邦恩,年仅十四岁。

坚强的信念

  我到过全世界几个发生过类似重大枪击事件的地方:英国和美国的校园屠杀,索马利亚和菲律宾的万人冢,还有亚美尼亚和德国的种族灭绝屠杀现场。那些地方也有种让人不知所措的宁静,感觉你问任何问题都是隔靴搔痒且装腔作势,对发生过的事没有简单的解释,这些地方永远具备这样的特点。这里也是如此,一朵朵云飘过来,逐渐缩小天地之间的距离,之后雨势渐歇,剩下的只有沉默。

  夜晚回到灯光闪烁的奥斯陆街道,我徒步经过多间贩售厨房和家用品的商店,有白蜡烛、木製地板和北欧的时髦玩意。挪威人不喜欢炫富,这里的东西既不标新立异,也不会过度装饰,但是好品味是需要妥协的,万一你跨越界线,必定得接受社会秩序和舆论的批判,如果你挂上狗打撞球的图片来装饰屋子,如果你洗三温暖却不遵守正确的程序,会有人对你咋舌并且当面告诉你。

  以上是奥斯陆的巴基斯坦籍计程车司机告诉我的,他曾在伊斯兰马巴德取得博士学位,自从主管机关替他拍了驾照的相片以来,他就一直留鬍子,因为他在挪威峡湾重新发现了伊斯兰信仰。他说出潜规则:如果你不喜欢挪威的规矩,最好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但是,在全世界生活品质最高的国家之一生活,让人很难抗拒。

  我踏上乾净的街道时,想起司机的话。我在想,他眼中的忍耐在别人看来是否只是坚强的信念,品味良好和功能健全的社会需要具备并展现自信,但就像光明总有黑暗伴随而来,或许布雷维克的内心和行为是以最激进、最自我欺骗的形式,来呈现这种集体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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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反思这些事,因为我正要前往会见挪威作家奥格.波克格拉文克(Aage Borchgrevink),奥格花了好几个月调查布雷维克及其杀人动机,我想知道像布雷维克这幺杀人不眨眼的兇手,在他想歼灭的文化之外的地方,是否会搞出这幺大的乱子来。

  奥格英俊但不浮夸,他身穿高领灰色毛衣和蓝色T恤,很像北欧警匪片中的好人,他的英文无可挑剔,但某方面他也不是典型的挪威人,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调查巴尔干半岛上车臣、白俄罗斯、高加索等三个地区的人权问题,他律己甚严,在挪威以外生活的时间久到足以看清这个国家的缺陷与美丽。

  我们在名叫「老少校」的酒吧见面,是布雷维克会中意的地方,我走上柜台,买了一杯红酒给奥格,一杯啤酒给自己,总共花了三十美元。我问了两次才确定没听错,因为挪威的酒税为全世界第二高,也是维持社会秩序所需付的代价。

  奥格端两杯酒回到桌子,很快进入正题。我们循常规从头开始,先谈论兇手与母亲的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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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格解释,布雷维克的家庭问题被心理卫生工作者完整记录,当他年仅四岁时,母亲便极度恐惧亲生儿子会对他人暴力攻击,于是经常对他说,她希望他死。一九八○年代,心理医师研判这个害羞的男孩「是母亲偏执激进以及对男性性徵恐惧投射下的受害者」。

  儘管有这些不利的报告,但奥格说国家根据挪威人对是非对错的强烈自信而採取不介入,他说当时以生物决定论的信念处理这个案例,认为孩子最理想的状态是和母亲在一起,法院和儿童福利机构都无视专家的警告,于是布雷维克就跟着母亲继续生活。

  「是制度把他变成这样。」奥格说。

  奥格认为,未能介入代表错过机会阻止一个小男孩长大变成问题重重的青年,经过交叉检验,连布雷维克都说母亲是他的「阿奇里斯腱」,是「唯一能让我情绪不稳的人」。兇手向法庭表示,他曾经力劝性格孤僻的母亲去寻找嗜好,结果她说,「但你就是我的嗜好啊。」

  接着是母子关係中有「性」的成分在内。奥格说,社工人员在报告中写到,「母亲和安德斯晚上睡同一张床铺,有非常亲密的肉体接触,」但是相关单位对此无所作为。布雷维克年纪稍长后,还会坐在母亲腿上试图亲吻她,甚至曾经买给母亲一根假阳具。

  这些童年过往明显扭曲了布雷维克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观点,「他几乎就像行尸走肉,」奥格说。「他展现在外的行为非常消费导向,但那是没有人味的。他用身上的品牌来界定自己,会花一百欧元吃一顿寿司大餐或一千欧元买一件外衣,非常消费无度。」值得玩味的是,布雷维克接受审判期间,挪威的法庭攻防显然把焦点放在他过去的心理状态,有两份关于他的法庭心理鉴定报告,第一份诊断他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导致心神丧失;另一份报告诊断他属多重人格失调,且特别强调自恋和妄想的特质,换言之他是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下犯罪,结果法庭採取第二种观点。

  另一方面,媒体紧咬欧洲右翼极端主义、网路助长年轻人走向偏激,以及警方在那黑暗的一天没能先发制人等议题,唯独漏掉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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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枪枝法管制的辩论并不多,」奥格说。这令我讶异,在美国,大部份的杀人魔都会引发枪枝管制法的辩论,但挪威绝大多数的焦点却摆在社会以及布雷维克的成长背景。

  就连布雷维克都亲口表示,枪和军事器材是整个杀人计画的核心。当时他必须克服一个问题,因为在挪威取得枪枝不太容易,于是二○一○年初秋他到布拉格待了六天,因为他以为捷克共和国的枪枝法在欧洲各国中较宽鬆,在那里能买到他要的格洛克手枪、手榴弹和火箭推进榴弹。

  布雷维克离开挪威前,甚至把他的现代汽车后座移开,腾出空间来摆想买的枪,但他什幺都没买到,后来在文章中写到布拉格「根本不是买枪的理想城市。」他唯一「成功」的,是在那里跟人上床两次。

  回到奥斯陆后,布雷维克总算透过合法管道买到武器,他在自白书中表示,他之所以买得到,是因为他「无犯罪记录,有打猎执照,并且已经拥有两把枪达七年」,二○一○年他又取得一把枪的许可,那是一把要价两千美元的点二二三口径儒格迷你十四型半自动卡宾枪,他说他买来是要射鹿的。

  接下来他想要一把手枪,但取得手枪许可就困难许多,必须证明有定期参加射击运动俱乐部才行,于是从二○一○年十一月至二○一一年一月,布雷维克在奥斯陆手枪俱乐部上完十五堂训练课,每上完一堂,他丑恶的计画就愈来愈接近终点,宛如蜘蛛好整以暇等待大开杀戒。

  一月中,他获得许可购买格洛克手枪,便向一位美国供应商买了十个可以装三十发子弹的步枪弹匣,又在挪威买了六个手枪弹匣。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枪呢?「不是重点」

  或许是因为布雷维克花这幺多时间来武装自己,或者因为广大群众不愿意相信枪械在这场屠杀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在杀人事件后的辩论中,枪并没有成为焦点,挪威虽然曾短暂禁止购买半自动步枪,但狩猎业者的游说显然能左右政策制定者,于是这方面的法律就悄悄地被取消,如今挪威依然准许人民购买半自动步枪。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在一个看似讚扬理性辩论的国度,这些突然令我觉得怪异,被布雷维克杀死的人数之多,部份归因于他将学生困在岛上,但他能连番开火而无须停下来扳动步枪的扳机,必然使他射击的孩子们更没有时间跑去树林避难。

  像挪威如此自信满满的社会,为了理解布雷维克的所作所为,必须把更多心力放在个人的失败、他的母亲和警方的反应上,而不是国家的枪枝法律或他们身为一个国家的失败。或许这才是正确的反应,毕竟不能让一个拥枪的白癡来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否则坏人就赢了。

  我在这些想法中向奥格道别,枪击屠杀事件的兇手带来的黑暗,正逐渐占据我的关注,愈是往深渊里瞧,就愈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我把焦点转到另一个同样邪恶的地方—暗杀。

  即使是枪枝法最严格的英国也出了有名的杀手,桑塔.桑切斯.盖尔(Santre Sanchez Gayle)是英国最年轻的杀手,他年仅十五岁时,为两百欧元的酬劳在伦敦哈克尼杀死一位年轻妈妈,但他被坑了,因为研究人员发现,一九七四至二○一三年间,在英国雇用杀手的平均费用超过一万五千欧元,最高十万欧元,而两百欧元当然是最低的。

  当然,杀手开枪有好几个理由,金钱必定是唯一的动机,「别以为我跟你有仇,」这是枪手用挖土机把不断颤抖的会计师带到偏僻树林时台词。

  但是,当杀手的行径被利用来追求「权力」时,会发生什幺事呢?

  这个问题将我的注意力和研究带离职业杀手和变态杀手的邪恶心灵,朝向黑社会枪手更精细算计的恐怖行径,也就是用枪犯罪的範畴。

(本文为《血色的旅途:权力、财富、血腥与兵工业,一场枪枝的生命旅程》部分书摘)

枪呢?「不是重点」:《血色的旅途》(Gun Baby Gun

书籍资讯

书名:《血色的旅途:权力、财富、血腥与兵工业,一场枪枝的生命旅程》 Gun Baby Gun: A Blood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Gun

作者:伊恩‧欧佛顿(Iain Overton)

出版:时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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